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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仔

行五洲四洋、走千山万水;观世间众象、摄动人瞬间。

 
 
 

日志

 
 

文革亲历与反思 . 人民公社 3  

2012-06-15 10:02:26|  分类: 文革追忆反思(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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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十月初,我们在冯家峪公社西湾子生产大队种完冬小麦,便结束了同二道岗社员房东的同吃同住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对农村和人民公社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这时的学校已经开始了毕业分配的动员,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班里已经有人报名去内蒙古插队。本以为这次密云之行是我上山下乡前的最后一次“热身”了,从没想到还会再去那个偏远美丽的小山村。

1968年5月,在二道岗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我们收到来自密云的口信。

第一次去石炮沟(村子的名来自ZYF的留言,恍惚记得,但在现有的地图上已经查不到这个地名了)是出于我们对当地社员们的请求,而第二次去则是基于他们对我们的期望。去年在石炮沟种麦子时,我们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所以临近麦收时节,他们便捎来口信,期望我们能够重返密云,帮助他们采杏、收麦。

我们再次登上去密云县的火车,翻山越岭来到这条美丽、封闭的山沟。这一次行程,让我对中国的农村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去年我们拉着“豁子”,在这片土地上第一次播下的麦种已经成熟,在梯田上晃动着沉甸甸的脑袋,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满山遍野的杏树也陆陆续续成熟了,社员们已经开始上山采收。

杏树品种很多,但我只能从颜色和味道这两点对其辨别,从颜色上和大小上看,我可以分辨出红杏、黄杏、白杏,从杏仁的味道上,我知道有甜杏和苦杏。苦杏的果实通常较小,果肉少,味道差。甜杏则相反,白杏是甜杏中的上品。

和去年采收栗子、核桃不同,今年队上收杏,大家可以随便吃。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好事,可真是逮着不要钱的了,尤其是见到美味白杏的时候。男生们更是甩开腮帮子,猛吃一个点,结果是许多人连着三、四天一直腹泻不止,不拉肚子的同学很少。看来杏子真的是不能多吃。我就此明白了为什么当地老乡不像我们一样贪吃的原因。

山里的杏运不出去,只能留下杏核取杏仁,我们不吃也会烂掉。看着场院上摊着的一堆堆杏子在干瘪、腐烂,我问老乡能不能把他们拉到城里去?他们告诉我说,沿着这条山沟下去,就是密云水库,倘若库里的水大,水能够漫到沟口,便可以用船运出些鲜杏。这几年水库的水少了,船就靠不上了,靠人背出这山沟不挣钱,这两年就没人再琢磨这件事情了。我又问,那杏仁咋运出去呢?他们告诉我,那要等冬天水库上冻以后,那时队上的马车就可以走出这条山沟,从水库冰面上直插密云县城。

和上次我们几个人单独吃住在二道岗不同,这次我们全部住在石炮沟村,队上让我们吃派饭,我们一天吃一家,轮着在每户社员家里吃饭,这让我“愚蠢的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我们三四个人一组,轮流到村子里的各家各户吃饭,不管男生女生,吃多吃少;不管“穷人”还是“富户”,做好做赖,占便宜吃亏大家轮着来,无论对吃饭的我们、还是对做饭的社员,都是公平的。这是经过“修正”后的人民公社大锅饭。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出版的第七期的红旗杂志刊登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中,关于吃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第十五条 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第十七条 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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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运动中吃大食堂的做法,也曾波及到我所在的街道。记得赶麻雀的时候,家里也是不做饭了,妈妈每天带着我们去居委会办的大食堂吃饭,虽然没有鱼、肉,但我吃着挺香,感觉比家里的饭还好吃。人多吃饭热闹,挺好玩的,我愿意跟着大人一块吃大锅饭。可惜好景不长,这样放开了吃的日子没几天,我们便又各自回家吃饭了。

我问过同桌吃饭的老乡:大跃进的时候,这里可曾办过大食堂?回答是:瞎闹腾了两天就散了。的确,即便是成立了人民的“公”社,让大家凑到一块出工干活儿容易,凑到一块过日子吃大锅饭难。

 我们每天到村子里不同的人家去吃饭,从家里的房子、院子,到室内的摆设以及炕桌上的饭菜,我能明显感到人民公社社员之间的贫富差异,即便是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人均分配方式,即便是在物质普遍贫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年代,这种差异仍然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我们每天不同的伙食上。

当我们被派到队里的干部,家里有“公家人”的人家、劳力充足的农户家吃饭的时候,伙食便明显好于其他人家,幸运的话,还能吃到少量的白面、猪肉,菜里能见到少许油花。吃的较多的是“水饭”,就如ZYF留言所说的的那样:“小米饭捞出来蒸好后盛到碗里,直接从水缸里舀出凉水泡在小米饭里就吃,记得好像称之为 — 水饭。倒也挺爽口的。”做水饭要先把小米先煮了再捞出来蒸,这样子整出来饭出数。剩下的小米汤也是好东西。此外,大碴子粥、白薯干、贴饼子也常常成为这些人家炕桌上的主角,干豆角,大葱、山野菜以及自制的大酱、咸菜、杏子醋等构成炕桌上的配角。在这些人家,即便是吃稀饭、水饭、内容也很殷实,地瓜干、葱、酱、咸菜等总会还有几样,吃饱绝对没问题。要是赶上最穷的人家,桌上只有一盆稀饭、一把大葱和一碗盐水,连蘸大葱的酱都没有。盆里的大碴子饭稀哩咣当,盛到碗里,只有小半碗干货,到这样的人家吃饭,谁也不好意思专捞干的吃,只能混个水饱。留着肚子明天去吃大户,这也算是均贫富的一种方式吧!

家境好坏也不完全靠劳动力的多少,也得看脑子是不是活分,有没有眼力价。常同我们一道工作的一个每天只挣六分的半大小子,他的实际收入就超过了一个整劳力。

我们上山干活的时候,他很少走好路,专拣不好走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也不和大伙在树下坐着聊大天,又去附近的山坡上转悠。到了收工的时候,我们常问他今天运气如何。运气好的时候,刨的药材能换回一双鞋,运气不好,没找到药材,他也会在路边割上一捆艾蒿背回家,总之每天不会空手而归,就是要把山上的“宝贝”带到山下的家里去。

一次在山上干活儿,距山顶上的长城不远,我们经队上同意后,便停下手中的活计去爬长城,他主动请缨为我们带路,我们在长城烽火台上观景的时候,他就跑到一边拨拉砖头和石块,即便是坐在烽火台的阴凉里同我们聊天,他的眼睛和手也没闲着,还在寻找藏在身边的土鳖和蝎子。这些虫子是药材,拿到供销社每个能卖几分钱,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不知他这样做算不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据他讲,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供销社从未停止过对山区土特产和药材的收购。

我明确感受到的是,在这种一大二公环境下,社员家庭之间,每个劳动者之间的明显差异。

而人民公社时代闹腾了几天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 一个乌托邦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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