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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五洲四洋、走千山万水;观世间众象、摄动人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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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亲历与思考 . 大跃进 1  

2012-06-29 11:57:15|  分类: 文革追忆反思(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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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卫星

苏联在1957年10月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后,卫星一词就被广泛传播,频繁使用。

儿时的我曾跟着父母去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去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模型 —— 一个比篮球大得多的亮闪闪的金属球拖着四根金属的小辫子。没有翅膀,也没有窗户,一点也不好玩。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圆圆的金属球里装的是无线电设备,这四根小辫子就是卫星的无线电发射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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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来自网络)

看完卫星模型不久,父亲又在北京深秋的夜晚,领着我到外面去看真的卫星。那时北京夜空要比现在明亮得多,在满天的繁星中,沿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我很快发现在群星中有一颗比较明亮的星星在迅速移动着,速度比流星慢的多,也没有明亮的拖尾,但它不像流星那样瞬间即逝,在静止不动的星群中鹤立独行,仿佛是一位凯旋归来的英雄,沿途受到群星们的夹道欢迎。真的卫星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要比模型好看得多。

在举国“放卫星”的日子里,隔三差五便会有人在大街上锣打鼓庆祝游行,还有人在街头演活报剧。我还小,只是挤在大人的缝隙中看热闹。至于庆祝什么,演的是啥早就没有印象了,存留在记忆中的,是两个带着高高的圆帽子的人,和其它趾高气扬的演员相比显得灰溜溜的,是两个受气包。大人告诉我,这两个带高帽的人,一个是英国佬,就是帽子上有米字的那个矮个子,另一个帽子上画满了星星的个子稍高的,是美国佬,我们就是要“超英赶美”!

      10年后的我成为逍遥派,在翻阅党报党刊时发现,在1958年,“放卫星”在中国成为最时尚、最流行的词汇。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颗卫星被送入太空,但地上的“高产卫星”几乎每天都在“发射”。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
  “大跃进”要求在 5年以致 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 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农业上则强调“以粮为纲”,要求粮食产量在短期内大幅度增长。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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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的一篇文章《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

 我国广大农民经过去冬以来几个月的苦战,战胜了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获得了小麦增产的惊人成绩。

 据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五省不完全的统计,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试验田就有二十多万亩,其中有许多亩产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的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纪录。根据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卢克亚纽克所著“如何获得冬小麦的高额产量”一书记载,当时冬小麦的世界纪录是每公顷一百一十一点八公担,即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我国农民在今年夏天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已为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四百九十。

对于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肯定。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中写道: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与之相呼应的是,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孟用潜的文章《我国小麦总产量压倒美国》

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我国小麦平均亩产量从去年的一百一十二斤八两增加到今年的一百八十斤,已经超过了美国一九四七 --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七十二斤的平均亩产量。虽然我们还低于美国今年的二百三十一斤的每亩平均产量,但是对我国大跃进的农民来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平均亩产量,是毫无困难的。我国河南省全省平均亩产量已经达到二百五十四斤,超过了美国;而目前我国小麦的最高纪录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等于一公顷产五十四点九公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

为了给大跃进鼓劲,接下来的1958年第5期的红旗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陶铸写的《 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历史事实和科学研究证明,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应该说,今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我以为广东粮食增产的目标,如果今年能够达到一千二百斤,那么,只要是需要的话,到一九六二年就可以达到亩产粮食三千斤或者更多一点。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根据他的估算,认为,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四万斤(见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么大。一向被认为是低产作物的小麦,今年尚且能出现亩产七千多斤的纪录,那末,高产作物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放的最高的卫星,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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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钱学森仍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同样是在1958年的红旗杂志上,我发现了一篇赵紫阳的文章《从化四日 -- 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文章结尾标明他当时的职务是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从化的工作总的说来是不错的。去冬今春以来,不论在水利、积肥、密植、果树嫁枝等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在推广密植规格和后来抢救三类禾苗方面,劲头很足,成绩很大,全县干部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早造产量,据县委估计平均亩产能达到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这是有可能达到的。即使再少一些,譬如平均每亩只收到三百斤,也是巨大的胜利,因为去年早造每亩只收到二百斤。”

同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相比,赵紫阳的文章要实事求是的多。

听说后来毛主席就大跃进中的浮夸做了检讨,说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他上了科学家的当。

我不相信他是上当,也不相信这些“放高产卫星”文章的作者本人就相信这是真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为逍遥派的我不再迷信我们的党报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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