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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仔

行五洲四洋、走千山万水;观世间众象、摄动人瞬间。

 
 
 

日志

 
 

清明节前谈遗嘱  

2012-04-02 16:05:06|  分类: 有感而发(含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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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近日来,传媒对逝者的哀思、殡葬的黑幕、生死的思考之类的报道显著增多,夫人及儿子也回沪去给我的岳父岳母扫墓去了,我母亲的骨灰已由父亲做主,在30多年前撒入大海,父亲去年临终前留下了如下的遗嘱:“丧事从简,事后再通知单位与亲属好友,骨灰撒入大海。”我们尊重父亲的遗愿,已将其骨灰取出交给了八宝山礼仪公司撒海办公室,让父亲“回归自然”的愿望得以实现。

       父亲的遗嘱是在其病危时口述的,比较简单,而一些直面人生的哲人却早就立下了自己的遗嘱,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在其70岁的时候便立下这样的遗嘱:

    “一、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约定,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做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对我的人“忽发慈悲”,在公共场合或宣传媒介中,大大地恭维我一番,接着就说我生前与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对他“推崇备至”,他将誓死“继承我的遗志”等等,换句话说:即凭借我这个已经无从抗议的魂灵去伪装这个活人头上的光环。那么仍然引用郑板桥的那句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此外,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觉的尸体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泪,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对着别的尸体痛哭,我管不着,不在本遗嘱之限)。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
        三、 我和所有人一样, 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旧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浪费。顺便声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张裸体主义。
       流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下决心叫人对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种仪式。我的朋友张正宇,由于“告别”时来不及给他戴上假牙,化装师用棉花塞在他嘴上当牙齿,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一闭目就想起来。因此,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即使只让我爱人单独参加的遗体告别。
      四、虽然我决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都把尸体献给医学院,以免存货过多,,解剖不及,有碍卫生。但如果医学院主动“订货”的话,我将预先答允割爱。
      五、由于活着时曾被住房问题困扰过,所以我曾专门去了解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才知道骨灰盒分30元、60元、75元……。按你生前的等级办事,你当了副部长才能购买一百元一个的骨灰盒为你的骨灰安家落户,为此,我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作为我临时的“行宫”。这并不是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倍形亲切,本是好事。但有人认为骨灰是优质肥料,马桶里冲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此嘱。
       庄周说过一个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人志趣相投,都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户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礼节的子贡去他家帮着筹组治丧委员会。谁知孟子反、子琴张这两位生前友好,早已无拘无束地坐在死者旁边,一边编帘子,一边得意地唱歌弹琴:
    “哎呀老桑头呀老桑头,
      你倒好,你已经先返回本真,
      而我们却仍然留下来做人。”
      子贡一见吓了一跳,治丧委员会也告吹了。急忙回去找孔头汇报。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听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点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画了个框框,然后指着子贡说:“懂吗?我们是干这个的——是专门给需要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他们这两个可了不得,一眼就识破了仁义和礼教的虚伪性,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圈套都不值一笑。不过你放心,人类最大的弱点是懒,世世代代安于在我们的圈套里面睡大觉。而这些肯用脑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却被人目为离经叛道,指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无事生非的傻瓜。他们的道理在很长时期仍将为正统派所排摈的。子贡,放心吧,我们捧的是铁饭碗,明儿个鲁国的权贵阳货、季桓子、孟献子他们死了,还得派你去组织治丧委员会。因为再也没有象我们孔家的人那样熟悉礼制的了。”(大意采自《庄子?大宗师》)
    以上的故事讲完,想到自己虽然身子骨还硬朗,但人到了70岁,也就是应当留下几句话的时候了,于是写《遗嘱》。”

       黄老是于 2012年1月8日在京仙逝的,享年100岁。黄苗子先生的三个儿子,表示谨遵父亲公开发表的《遗嘱》,不举办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也不设灵堂。

      在黄老的遗嘱里有“你当了副部长才能购买一百元一个的骨灰盒为你的骨灰安家落户”的调侃,想不到三十年后,成本几百元的骨灰盒已卖出上万元的天价,北京墓地的价格也高达一平米20万元!真真算是“死者为大”了。

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

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的要求都实现了,葬礼非常简朴,4万多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龙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

       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悼念我逝去的父母,同时也表达我对戴高乐将军,黄苗子等人“离经叛道”的敬意!顺便也吐一下自己的肺腑之言 —— 在老人活着的时候多尽些孝心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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